迷失的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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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第一次被要求祈祷，是在幼儿园或一年级，当时别人给了我一段希伯来祷文的音译。我问这些词是什么意思。人们告诉我：只要我用希伯来语祈祷，就不必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；它照样会起作用。
那就是我与犹太教决裂的开始。
当你读到这里时，某个年轻男孩或女孩正坐在大学的书桌前，刻苦研读着那些他们根本没打算在未来使用、也没有兴趣为了求知而去了解的东西。他们想要一份高薪工作，而高薪工作需要一纸文凭；要拿这纸文凭，先得有个硕士学位；硕士学位需要本科学位；授予本科学位的大学要求你为了毕业去上一门「十二世纪编织图案」课程。于是他们勤奋学习，打算期终考试一结束就全部忘光，可此刻仍在一本正经地埋头苦读，因为他们想要那张纸。
也许你意识到这一切的疯癫错乱之处，但我敢打赌，你还是照做了。你根本没得选，对吧？湾区最近有一项研究显示：80% 的幼儿园到五年级教师报告，每周花在科学课上的时间不足一小时，16% 的教师说他们根本不教科学。为什么？据我所知，直接原因是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》以及类似的立法。如今几乎所有的课堂时间，都花在准备州级或联邦层面强制要求的测试上。我似乎还记得（尽管我找不到来源），在某所学校里，仅仅是参加强制测试就占用了 40％ 的课堂时间。
老苏联的官僚体系素以重表面甚于重实际而闻名。一家鞋厂靠生产大量小鞋子超额完成指标。另一家鞋厂则把裁好但未组装的皮料报成「鞋」。上级官僚们也没兴趣深究，因为他们同样想上报超额完成任务。这一切，对那些冻掉脚趾头的同志们可是帮了大忙。
如今多个来源的信息指出：实际上大多数医学领域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尽管「在统计上显著，p < 0.05」，却是不真实的。但只要 p < 0.05 仍是发表门槛，为什么有人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呢，为此还需要更大的样本、更多的研究经费，还会降低发表概率？每个人都心知肚明：科学的全部目的就是发表大量论文，如同大学的全部目的就是印出某些羊皮纸，而学校的全部目的就是通过那些保证年度预算的强制测试。你没法制定游戏规则，试图按不同规则来玩，只会输得一无所有。
（然而，不知为何，物理学期刊的门槛却是p < 0.0001。就好像它们觉得自身的存在另有目的，不单是为了发表物理论文。）
超市里有巧克力；你可以开车去超市；开车要求你在车里；这意味着要打开车门；而这需要钥匙。如果你发现超市里没有巧克力，你不会因为车门仍然「需要被打开」就站在那儿不停开关车门。我很少看到人们捋不清自己制定的计划。
但当激励需要流经庞大组织——或者更糟，流经众多不同的组织和利益集团，其中有些还是政府机构时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这时你就会看到，那些行为如果出自同一个人，简直会被视作字面意义上的精神错乱。有人每打开一次车门就拿一次钱，因为这件事可量化。此人也并不关心抵达超市的司机是不是拿到了钱，更不用说买家是否真的买到了巧克力，吃东西的人到底吃得香不香，或者甚至就是饿着。
从贝叶斯的视角看，子目标是条件概率函数的副现象。没有效用，就没有期望效用。要是认为工具价值可以独自行走，获得一种数学意义上的方式自发生命，把终极价值甩在尘土里，这是多么可笑？按决策理论的理性标准来看，这一点也不理性。
想想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（译注：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，美国教育政策）。政客想让自己看起来在为教育困难做点什么，就必须让选民在「今年」看到他们很忙，而不是在 15 年后孩子们找工作时才看到。政客不是教育的消费者。官僚必须展示进展，这意味着他们只对今年能量化的进展感兴趣。到头来，最终对科学一无所知的人也不是他们。委托负责教材的出版社，以及购买教材的委员会，也不用坐在教室里无聊到发疯。
知识的真正消费者是孩子——他们付不了钱、投不了票、也进不了委员会。父母虽关心他们，但自己并不坐在课堂里；他们只能根据「狠抓教育」的表面印象来追究政客的责任。政客们忙于竞选连任，无暇亲自研究所有数据；他们只能靠官僚们忙碌的表象和委托研究的表面文章——这些做法也许帮不到任何孩子，却能让政客显得很关怀。官僚们并不指望自己用这些教科书，所以他们不在乎教科书读起来有多糟糕，只要选购过程看上去漂漂亮亮就行。教科书出版商并无动机去生产烂书，但他们知道，选购委员会会比较教科书涵盖了多少门类，而且四年级的选购委员会跟三年级的选购委员会互不通气，于是他们便拼命把尽可能多的科目塞进一本教科书里。到年底，老师们连四分之一都教不完，下一年的老师又从头再来。老师或许会抱怨，可他们不是决策者，归根结底，受影响的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前途，这就给他们在无偿利他上愿意付出的努力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限……
这么一看，真是令人惊诧——想想其间流失掉的那些信息和激励——最初那个「获取知识」的目的，竟还能残存一丝一毫。尽管许多教育系统目前似乎正在崩塌，滑向一个比「没有教育」好不了多少的境地。
想看这个问题被真正解决吗？让政客去上学。
一个人可以追踪「效用的概率期望」，考察其穿过十几个中间事件的条件概率一路流动的方式——包括非局部依赖，例如开车门的期望效用取决于超市里是否有巧克力。但组织只能奖励今天可测量的东西、今天能写进法律合同的东西，这就意味着它们会测量中间事件，而非其遥远的后果。这些中间指标反过来就是有漏洞的概括，而且而且往往千疮百孔。官僚就是些靠不住的精灵，因为他们并不共享许愿者的价值观。
宫本武藏说过：[1]
执剑在手，首要之物，便是不论以何种手段，都要斩敌的决心。无论是格挡、挥击、跃起、劈下，还是触碰敌方的刃口，你都必须在同一动作中斩到敌人。领悟此点，至为关键。倘若心中只想着挥击、跃起、劈下或触碰，便无法真正斩中对手。最最要紧的是，你必须始终念兹在兹，将这一动作贯彻到底，完成斩杀。对此，你必须彻底钻研。
（真希望我活在一个可以直接告诉读者「必须彻底钻研某事」而不算冒犯的时代。）
一个人怎么会在剑斗中迷失自己的目的呢？如果他们是跟别人学的格斗，如果这门技艺并非从他们内心深处整个生发出来，他们或许就不明白为何此时要格挡，彼时要跃起；或许就察觉不到规则何时会有例外，看不出在什么情形下，惯常的招式将无法贯穿。
认识理性的要点在于，理解每一条规则如何在同一个动作中贯穿到真相。与之对应，实践理性的要点——决策理论相对于概率理论——在于始终看见每一个期望效用如何贯穿到效用。对此，你必须彻底钻研。
C. J. Cherryh 说过：[2]
你的剑没有刃。有的只是你的意图。当意图迷失，你便手无寸铁。
我见过很多人在向一个想象中的 AI 的精灵许愿时迷失方向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许下在他们看来很不错的愿望，有时加上层层补丁，有时连这点谨慎的伪装都省了。因而他们并不会跳到元层次。他们没有本能地回看目的，这种本能让我在 5 岁时开始走上无神论的道路。他们不会像我那样反射性地问：「我凭什么认为这个愿望是个好主意？精灵会作同样的判断吗？」他们看不见自己判断的源头，那悬在判断背后、生成判断的东西。他们跟丢了球；他们知道球弹起来了，却不会本能地回望，去瞧瞧它究竟是从哪里弹起来的——那个产生出他们判断的准则。
同样，有些人也不会自动察觉，当表面自私的人用利他的论调来为自私辩护，或者表面利他的人用自私的论调来鼓吹利他时，这里头的蹊跷。
当目标跟踪完全发生在自己脑袋里，没有精灵、官僚机构或哲学体系掺和进来时，人们对开车去超市这种事可以处理得很好。问题是，真实的文明比这要复杂千百倍。从孩子在教室里受罪，到刚出炉的大学毕业生无法胜任工作，中间隔着几十个组织和几十年的时间。（可如果大学毕业生擅长装作忙碌，面试官或经理会察觉吗？）在行动与后果之间，每多一个中介环节，意图就多一次迷失的机会。每增加一个环节，信息就流失一分，激励也流失一分。而这件事对大多数人的困扰，远比对我要小得多——不然的话，为什么我所有的同学都愿意念诵那些他们不明其意的祈祷文？他们没有那种看向生成器的本能。
人们能学会盯住球吗？能守住自己的意图，不让它迷失吗？能做到从不单纯地跃起、劈砍或触碰，而必知晓在同一动作中将要完成的那个更高目标吗？当其他条件相同时，人们确实常常想把工作做好。那么，会有明智的公司吗？甚至，明智的文明？这还只是个遥远的梦想，却也正是我写所有这些文章，探讨意图（即期望效用，即工具价值）的流动而不失去目的（即效用，即终极价值）所要表达的。人们能学会感受父目标与子目标的流转吗？能在显式层面与隐式层面知道期望效用与效用之间的区分吗？
你在乎自己文明所面临的威胁吗？复杂文明面临的最深层元威胁，正是其自身的复杂性，因为这种盘根错节导致了诸多目的的迷失。
回首过往，我看到：最重要的是，我的人生被一种异常强烈的、对「迷失目的」的厌恶所驱动。我希望它能被转化为一种可学习的技能。